来源：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作者：杨雪梅 程龙
摘要：“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后，敦煌更加成为世界向往的地方。 敦煌具有征服世界的大美。很多人对它一见钟情，然后魂牵梦萦，钟爱一生，不离不弃。 我们有自己的文脉，有自己的根。敦煌就是这样的根脉，它征服过全世界，征服过我的父亲那一代人，征服过我们这一代人，它是人类寻找灵感汲取营养的宝库…
“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后，敦煌更加成为世界向往的地方。
敦煌具有征服世界的大美。很多人对它一见钟情，然后魂牵梦萦，钟爱一生，不离不弃。
我们有自己的文脉，有自己的根。敦煌就是这样的根脉，它征服过全世界，征服过我的父亲那一代人，征服过我们这一代人，它是人类寻找灵感汲取营养的宝库。
常沙娜：敦煌一直具有征服世界的美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敦煌更加成为世界向往的地方。
“敦煌一直具有一种征服世界的大美。很多人对它简直就是一见钟情，然后魂牵梦萦，钟爱一生，不离不弃。”86岁的常沙娜这样说。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句话所包含的深意，她最爱的亲人的一生，她过往人生的悲欢离合，都不得不从敦煌讲起。
走到哪里都会想敦煌
2011年，巴黎塞努奇博物馆举办《中国艺术家在巴黎》画展，展出了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赵无极、潘玉良等人的作品，而画展所用的巨大海报是常书鸿当年在巴黎所画的《沙娜画像》。
“连续四年时间里，我爸爸常书鸿都获得当时学院派最权威的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他的油画作品也被巴黎现代艺术馆收藏，这在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是第一人。当时大家都觉得他会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家。”
再加上美丽的妻子与女儿，世界本来是玫瑰色的。
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几乎耳熟能详——有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看到一套《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拍摄的壁画、雕塑图集。他惊呆了，一个无论是在生活趣味，还是艺术追求上都深受法国主流艺术影响的年轻人，无比诧异地意识到这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宝库，足以和任何西方艺术对视，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写：“奇迹，这真的是奇迹。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上的人，如今真是惭愧，不知如何忏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竟不知我们中国有这么大规模、这么系统的文化艺术!”
“我要回中国，我要到敦煌去。”这成为常书鸿最执著的信念。
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常书鸿风尘仆仆、“牛车”劳顿来到自己心中的这座圣殿时，沙漠中的敦煌却已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无数的探险家、汉学家，走马灯地来到莫高窟，换走了洞中大部分的经卷、文献，这个被誉为20世纪最有文化发现价值的地方，在震惊世界、征服世界的同时，也经历了各种洗劫，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他内心对敦煌的向往，也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止他把敦煌保护好，没有任何的挫折打击能让他放弃把敦煌的艺术发扬光大传之四海的理念。
“被任命为所长的父亲一到了敦煌，就觉得一辈子都离不开那个地方了。他用带碱的泥巴垒起了围墙，使它不再是牧羊者的避雨之地;他带领大家对每一个洞窟进行编号，对破损的壁画小心翼翼地进行修复，他组织艺术家精心临摹壁画……”
1943年的冬天，常沙娜随着家人从重庆一路颠簸，坐了一个多月的卡车到敦煌、再坐着木轮子的牛车来到了莫高窟。作为在巴黎出生和长大的孩子，来到条件如此艰苦的地方，生活上的艰辛和不习惯是肯定的，“因为离县城远，豆腐买回来就酸了，当地的水都是咸的，为此大家只能吃腌菜，喝醋……”
但作为父亲最爱的女儿，常沙娜很快被父亲以及他的团队为敦煌付出的一腔热爱所感染，并且“在劫难逃”，打心眼儿里爱上了临摹。开始了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在酒泉河西中学读书的每个暑假，常沙娜都会回到莫高窟，和父亲一起临摹壁画。“当时很多人都在敦煌。董希文，他爱人叫张琳英，我叫她张姐姐，他们都是前辈。还有邵芳，是位很厉害的画家，她教我怎么勾线，怎么用色，这个过程给我影响很大。”
“他们很勤奋，那时候也很苦，九层楼的钟一响，大家就自动到各个石窟去了。有的临摹北魏的，有的临摹初唐的，各个时期都有。当时没有梯架，没有照明，大家只能用吊绳吊入洞内，悬在半空中一点点描摹。在临摹穹顶的壁画时，头和身子弯成九十度直角。遇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就用白纸将光亮反射进来……”
母亲有时劝她不用那么辛苦，天天跟在别人后面去临摹，可是她是真心喜欢，“那时石窟都没有门，洞口朝东，早晨的阳光可以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扎实的训练加上父亲严格的要求，伴着九层楼的风铃声，在敦煌艺术浸染下的常沙娜练就了绘画的童子功，也收获了最初的艺术感悟。
1946年，为了宣传敦煌艺术，常沙娜和父亲在兰州办了一个“父女联展”，一位加拿大籍美国人叶丽华看上了常沙娜的天资，表示可以资助常沙娜到美国深造。三年后，常沙娜带着自己临摹的一百幅敦煌摹本，前往美国，就读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美术学校。
“到了波斯顿才知道，除了中国敦煌，外面的世界是这么地广大。波士顿有世界各地的文物，各个历史时期的东西都可以看得见。原来有那么多文明古国，创造出那么灿烂的文化。而且透视、解剖这些之前没学过的东西，也都是在波斯顿学的。”
“但是在那里也还是会想敦煌。”
敦煌可以给予你无穷的灵感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常沙娜和当时很多爱国留学生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尽快回到祖国，虽然她的学业还没有完成。
“建国初期，敦煌被作为传统艺术的代表，拿到北京来展示。当时没有展览馆，就在午门的城楼上。我刚回国，就跟着父亲筹办展览。那时候，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身体不好，但是听说有敦煌的展览，一定要上楼去看。我父亲便叫我好好陪着梁伯伯和梁伯母。”
没过多久，梁思成在清华成立了营建系，请常沙娜去当林徽因的助教，从此常沙娜走上了艺术设计的道路。
“林徽因先生思路特别敏捷，很了不起。她说，我们解放了，但是我们的工艺没有很好地发展。”和常沙娜同去的，还有两个浙江美院毕业的女生，钱美华和孙君莲。“我们三个女孩，我那时候最小。林徽因身体不好，总是倚靠在床上，我们每天九点以后，在她精神最好的时候去找她。她说你们三个人好好考虑，改进景泰蓝的工艺，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设计一些现代人用的东西，比如台灯啊，盘子啊。林先生还几次离开病床，带我们到濒临停产的景泰蓝、烧瓷等工艺美术厂实地学习。”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林徽因组织大家为大会设计礼品。“林先生说你可以做一个丝巾，体现和平，要用我们自己敦煌壁画中的鸽子。我设计的真丝头巾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装饰形式，上面穿插和平鸽图案。”
常沙娜还设计了一个景泰蓝盘子，褐色的底子，白色的鸽子，加上卷草纹的装饰，“既是敦煌风格，又成了现代的工艺产品，林先生都挺满意。”
“和林徽因先生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事业方向。我不再搞绘画了，通过她的思路，我开始从事工艺美术的设计，重点研究学习敦煌历代的装饰图案，把它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没多久，全国院系大调整，常沙娜调到了中央美术学院。1958年，北京开始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大建筑”，美术学院的所有人都参加了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常沙娜被分配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我一画就是明显的敦煌元素，创意经常入选。”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琉璃瓦门楣纹饰、宴会厅的天顶彩绘装饰等都出自常沙娜的创意。
“那时候我学了很多东西。一件好的作品，仅仅是设计是不够的，一定要跟建筑、材料各方面相结合。我那时已经能在创意中灵活运用敦煌元素，但是当时的总工程师张鎛对我说，沙娜，你这个图案很好看，不过不符合我们的需要，你要把照明、通风、建筑结构、材料、面积都考虑在内，形式和功能结合起来。我那时候27岁，很虚心地接受，不断地通宵做修改。宴会厅的灯，光是中间有灯不行，从中心到边上，扩大照明，照明还要跟图案结合。如果你现在仔细看大会堂的通风口，它是和图案完全相结合的。”
“周总理当时对设计风格提出来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些理念，到今天都还是那么准确那么有道理。”多少年后，常沙娜依然对那次经历记忆犹新。
1983年，常沙娜被任命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一当就是十五年，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她一直坚持给学生让课，她也一直记得学院的前辈们提倡的将艺术的美设计到大众的衣食住行中。
“现在设计的问题太大了。”常沙娜的语气中透着失望，“干什么都要学习和研究，一个是传统，一个是大自然。像敦煌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工匠也好，画匠也好，画僧也好，他们都没有留名，但是留下了这么精彩珍贵的历代文化艺术，只要你愿意，它随时可以给你灵感。还有大自然的花卉，树木，禽鸟，动物，都太美了!但现在许多孩子很多不观察，不动脑子，用电脑一弄就应付差事了，基本的美学原则都不讲。”
敦煌就是这样的根脉
父亲常书鸿对敦煌的热爱一直持续到90岁去世前。他对常沙娜说：“我死也要死在敦煌，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去。”如今这位一生寄情于敦煌的艺术家安息在与莫高窟遥遥相对的敦煌研究院的墓园中，与众多的敦煌守护者一起看着九层楼熙熙攘攘的人流，还有变幻的光影。
2004年，经过数年的努力，《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出版，这是常沙娜为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暨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而准备的礼物。
“敦煌中的图案太丰富了，可以运用到所有的衣食住行中。我一直强调源流，强调我们的文脉，我们的根。要创新，要向外国学习，这是可以的，但最后要落在我们自己的根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文脉，有自己的根。敦煌就是这样的根脉，它征服过全世界，征服过我的父亲那一代人，征服过我们这一代人，它一直是人类寻找灵感汲取营养的地方。”
2014年7月，“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开始在许多城市巡回展览，这个展览共展出常沙娜的壁画临摹、花卉写生、应用设计等不同类别的艺术作品260多件，可谓是她艺术人生的集大成者。
如今这个展览已经去过七个城市，包括台湾的佛光山、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莫斯科。
2016年9月，“花开敦煌”来到敦煌。
“我去年就去了两次敦煌。现在敦煌保护得很好，尤其是让观众在洞窟外先通过数字化工程来了解所有的历史和精美的壁画。这是对的，否则这么多的游客都挤在洞窟里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我曾经建议把敦煌壁画所体现出的千百年来建筑样式、不同服饰、音乐舞蹈等元素的变化融合分门别类地重现在一个文化园里，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的文明是怎样不断吐故纳新逐渐繁盛的。但是这需要一系列的研究做支撑，不能随便陈列。”
今年3月8日，“花开敦煌”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常沙娜坦言，看到自己十几岁的临摹作品还是会“怦然心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我画得那么随意，那么传神，线随感受走，笔触特别放得开，颇有些敦煌壁画的韵味。”
正是在这次展览上，常沙娜向美术馆捐赠了自己艺术生涯的24幅经典之作，其中有五幅是早年在敦煌的临摹代表作。“这些作品一直跟随着我，舍不得送走。当然绝不会卖，要是艺术跟赚钱连在一起，就不是真正的艺术了。现在捐献给国家，也算是最好的归宿了。”
“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啊跳。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圆圈舞。英俊的小伙子啊，绕你转一圈，也绕他转一圈……”80年前，在浪漫的巴黎，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女孩和其他法国小孩一起，最爱唱《在阿维尼翁桥上》这首法国民谣……2017年下半年，“花开敦煌”将回到法国。
“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在父亲的带领下，走进了敦煌的艺术殿堂。”虽然人生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常沙娜依然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在我快要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还有那么多该做的事、想画的画在等着我”，常沙娜在自己的回忆录的结尾这么写到。而她自己仿佛就是从敦煌壁画中飘飘然而来，慈眉善目，眼中永远有着明亮的光……
